“自貿區帶給武漢的機遇，不僅是制度的創新，更是理念的創新，相對于前兩批自貿區，武漢亟待突破內陸性思維”。

 

　　武漢與其他自貿區共性：

 

　　用改革倒逼市場體系完善、政府職能轉換

 

　　邢宏洋說，中國在全球發達地區受到不公正待遇很多，雖然我國已經過了入世輔導期，但仍有國家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除了國際上復雜的政治經濟原因外，我國市場經濟體系確實有許多地方需要進一步完善，市場還需進一步開放，行政干預市場的事件還有許多，進一步開放的阻力和風險依然存在，因此要用改革倒逼市場體系完善。

 

　　從上海自貿區方案經驗來看，對開放程度較高領域的外商投資事項，采取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對于負面清單外的事項取消了合同章程審批，改為備案管理，對于負面清單內的投資事項繼續執行審批制，從而形成“審批+備案”的外資準入管理模式。湖北自貿區同樣承接了行政審批制度的重大改革，這是簡政放權的重大突破。

 

　　武漢機遇與挑戰:

 

　　是時候突破思維桎梏

 

　　邢宏洋說，相較前兩批自貿區，武漢面臨個性化挑戰：“首批上海自貿區只有一個片區，從管理方面來看，整個行政體系更高效，另外上海貨物通關也更為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一次檢驗檢疫一次通關，但湖北沒有直接對外的交通口岸，實現起來困難較大；第二批自貿區中，廣東福建主要對標海峽兩岸，主打粵港澳合作，存在粵港澳經濟融合的戰略，而湖北沒有這樣的‘外部’力量推動”。

 

　　“挑戰即是機遇”，邢宏洋說，湖北武漢并非沒有稟賦，正好借自貿區機遇揚長避短，來一場“思想革命”。他認為，首先應解決人的問題。“發展高新自主產業，發揮長江經濟帶示范和引領作用，主要靠人才，但武漢人才政策不夠細致。以與自貿區對接的智力支持為例，上海自貿區借‘旋轉門’引智，許多上海學者先進理念在自貿區得以實踐。‘旋轉門’是美國政治中的一個顯著特征，這一機制有助于觀念和專業知識在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之間順暢交流。在美國智庫，研究人員經常‘旋轉’出去擔任政府公職，同時前政府官員也會‘旋轉’進來擔任研究職務。武漢能否突破‘體制’內外的傳統思維？”

 

　　其次，深化金融領域開放創新，建設科技金融特區，“武漢成為非常重要的金融后臺中心，湖北金融服務業輻射很廣，但武漢融資側重于公共系統，扶植龍頭企業，資源集中在他們身上，對高新技術產業的資金配置，還要打破思維壁壘，重大更要扶小，打造好的營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