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園綜合體”是中央近年來提出的鄉村振興的新路徑。基于田野調查，分析了田園綜合體建設的基層實踐邏輯及其產生的影響。通過盤活土地資源、“三進二帶一出”模式、儀式性展演和空間多樣化的具體方式，田園綜合體建設實現了農業附加值增加、農業多功能化和村莊的再結構化等積極作用，但也需要注意其引發的排擠小農、鄉村治理公共性的流失和集體利益的損害等問題。最后從“主體再造”的角度提出構建國家的引導機制、多方力量的監督機制、利益共享機制、長效預警機制以推動鄉村振興邁上新臺階。
 

 

　　隨著我國城鎮化和現代化的不斷推進，農村面臨人口快速外流、無人種地、資本短缺、科技不足等新困境。在此背景下，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鼓勵和引導城市工商資本到鄉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此后，越來越多的工商資本涌入鄉村，并通過土地流轉、經營現代農業、打造新型鄉村等具體方式進行農業生產活動，這就是本研究所說的資本下鄉。與之相隨的是中國農民不斷上樓和進城，農民不斷市民化，土地不斷向城市集中。資本下鄉和農民進城構成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兩股相悖流動的壯觀圖景。2017年，中央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計劃，開啟了農民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新章程，也預示著我國農村面臨的新機遇。國家資源以項目等形式不斷流向鄉村，意味著鄉村正日漸成為一塊備受資本關注的香餑餑。大量資金、人才和技術流向農村，打造出以效率見稱的規模化農業、以特色聞名的有機農產品等。2017年2月5日，田園綜合體建設作為鄉村新型產業發展的亮點首次被寫進中央一號文件，當年6月，財政部在18省(市、區)開展建設試點。當前已成熟的田園綜合體有江蘇無錫陽山田園東方、上海金山嘴漁村、安徽肥西官亭林海、黑龍江富錦市“稻”夢空間、四川成都郫都區多利農莊和內蒙古鄂爾多斯烏審旗無定河鎮的新風古韻6家。田園綜合體是繼美麗鄉村規劃、特色小鎮規劃等一批新型規劃之后又一次全國范圍的規劃。引入資本下鄉助推田園綜合體建設能否幫助農村地區建設和發展?能否助力鄉村振興?其實踐邏輯是什么?效果如何?如何推進鄉村振興?為了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梳理了不同研究者的基本看法，并以郫都區紅光鎮多利農莊為個案，刻畫出資本下鄉的實踐機制及其產生的影響，以資深化對資本下鄉的理解和大資本帶動下的鄉村振興主體再造的認識，同時為地方制定政策提供些許參考。
 

 

　　一、問題的提出和文獻綜述

 

　　目前城市過剩工商資本下鄉在中國十分普遍，這些資本積極與政府開展合作實施對鄉村社會的振興。包含農業、加工、制造、餐飲、住宿、倉儲、旅游等行業的三產融合體和城鄉復合體的田園綜合體繼美麗鄉村、特色小鎮后，被政府寄予了實現鄉村發展和振興的極高厚望。2012年，“田園東方”田園綜合體項目在無錫市惠山區陽山鎮落地，項目分為農業、文旅和居住三部分，集現代農業、休閑旅游、田園社區等產業為一體。中央經過考察后給予了高度評價，而后試點工作不斷推進。郫都區紅光鎮依托多利農莊促進田園綜合體建設的具體實踐機制和實踐效果如何，并進而分析如何實現鄉村振興的主體再造，這是本研究主要回答的問題。

 

　　郫都區屬于成都市郊縣，離成都市約半個小時車程，經濟條件較好，環境優美、水源豐富，生態資源稟賦優越。農民在20世紀90年代便開始在外務工，并且土地流轉不斷加速且成規模。21世紀初，土地基本流轉給老板種苗木或種蔬菜。然而，隨著成都市政建設的日漸完善，加之外地苗木的沖擊，郫都區苗木生意日漸冷淡，老板另覓他處，土地撂荒較為嚴重，或處于粗放種植狀態，土地大多閑置了，因而為田園綜合體建設提供了一塊較好的試驗地。為了能更好地構建農業經濟發展平臺，實現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等多重目標，成都市郫都區走出了一條由多利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投資開發的農莊式發展道路。目前多利農場建設有1.2萬平方米的溫室大棚，40公頃的有機生態農業示范區，2萬平方米文創空間(含創客咖啡吧、園區合作社等農業創業項目)。

 

　　自田園綜合體戰略提出以來，國內學者對其進行了研究。一是公共政策視角下對政策概念的理解。學者們在中央一號文件基礎上對田園綜合體概念進行分析，認為田園綜合體是“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在城鄉一體化格局下，順應農村供給側結構改革背景下產生的”，是“以農業為主導，以農業合作社為主要建設主體，以農民充分參與和受益為前提，結合美麗鄉村、特色小鎮、現代農莊、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中國傳統村落、特色產業扶貧等政策”，是“融合工業、旅游、創意、地產、文化、商貿、娛樂等相關產業，形成的多功能、復合型、創新性的地域經濟綜合體”，并且“立足城鄉關系，闡述了田園綜合體的生成背景、建設理念和主體架構，論述了田園綜合體建設的經濟意義、社會意義、文化意義和生態意義”。二是系統論視角下闡釋了田園綜合體建設的內容。即“圍繞‘三個核心’，著力于‘五區’的建設：三個核心為田園生產、田園生活、田園景觀，五區為農業產業區、生活居住區、文化景觀區、休閑聚集區、綜合服務區2”。同時還研究了“田園綜合體建設試點的理念、模式和思路”，三是分類視角下對田園綜合體進行評價。此外，個別旅游管理學領域的著作在國外觀光農業研究中簡單介紹了日本田園綜合體類型，這為本研究打開了國際視野。

 

　　近來的研究也逐漸將田園綜合體建設置于資本下鄉的范疇中進行探討。徐勇認為“將現代化生產要素以資本形式進入農村，而農戶將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資本加以轉讓，從而實現了資本與土地的結合”[12]。但部分學者對此存在擔憂，賀雪峰認為“資本下鄉將會與農民爭奪本來不多的農業收益”[13]，其他研究和報道也指出了資本下鄉之后出現的“圈而不種”、“毀約棄耕”，甚至農地“非農化”、“非糧化”等諸多后果3。同樣，對田園綜合體建設成效而言，目前也出現了兩派不同的觀點：一派認為田園綜合體建設取得了政策之內的效果，實現了農民增收和農村全方位發展。而另一派認為其沒有強調興農為農，單純將田園村落作為項目的背景陪襯，依賴工商資本，農民及農民合作社參與不充分等。兩派觀點皆有可支撐的案例，這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

 

　　已有研究為理解田園綜合體建設提供了較好的基礎。但由于田園綜合體概念提出較晚，目前國內學界對其研究總體還處于初步階段。本研究將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拓展：一是大多研究基于政策文本解讀和面上泛泛而談，對其建設機制和具體實踐邏輯刻畫不深。本研究選擇成都郫都區多利農莊作為典型個案，剖析其具體實踐機制，辯證看待其帶來的影響。二是已有研究大多忽視了資本下鄉這一社會背景，本研究將多利農莊建設置于資本下鄉背景下考察，具體分析資本下鄉的實踐邏輯，從主體再造的角度提出相關建議。
 

 

　　二、資本下鄉的具體實踐邏輯

 

　　“多利農莊”田園綜合體建設于2013年入駐郫都區紅光鎮，采取“農業+文旅+地產”的鄉村綜合發展模式。2015年，多利農場開始實施鄉村振興計劃，堅持“建設用地不增加、農業用地不減少、農民利益不受損”的原則，以“組合拳”方式具體布展，由此呈現出大資本帶動鄉村振興的模式。

 

　　(一)借集建入市，盤活土地資源

 

　　“資本下鄉”需要實現一邊推動“農民上樓”，一邊興建園區(農業園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的實質是在城市新增建設用地和農村減少建設用地之間進行“掛鉤”，使得原本沒有太大價值的農村建設用地猛然增值，農民可借助村里土地資源換取資本，進而改善居住和生活環境。成都多利農莊項目就充分利用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試點，并確保了“五個合法”4。

 

　　小企業不敢入駐，為多利公司入駐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多利農莊人力資源部負責人介紹，“靠小企業是做不好的，需要大企業。前期投資成本巨大，土地征用、農民上樓、拆遷安置等成本最高，安置費用目前已超過了2.5億，安置成本超標，還需8000萬左右，基礎設施投入也較大。拆房如同‘蝸牛一樣的慢’”。多利農莊涉及到4個村，白云村是其中一個。據白云村村書記介紹，“2015年白云村被定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村，共入市128畝，由多利農場摘牌取得，其中前20畝定價為68萬/畝，后108畝定價為69萬/畝，所有交易金額為8812萬元。這8812萬元的交易金額，其中政府提留15%，即1321.8萬元，剩余7490.2萬元部分不分紅，也沒有放入合作社或者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通過在土地上做文章，多利公司實現了土地整理項目收益和農民股東利益分配的利益共享。

 

　　(二)“三進二帶一出”模式

 

　　多利農莊十分注重抓品牌和銷售一站式服務，以農產品為主，不斷提升農業附加值。銷售物流主要通過與白云村合作社開展合作，一站式服務是通過與大型商超合作。多利農莊將自身發展模式概括為“三進二帶一出”。“三進”指資本、消費和科技進農村，即投資建設田園綜合體，將資本帶進鄉村，用農業+旅游的模式激活農業產業的潛能，撬動鄉村休閑旅游的發展;吸引城市人來休閑度假、體驗田園生活，同時把消費帶進來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物聯網等科技進農村。“二帶”指平臺思維帶動和龍頭思維帶動。“一出”指農產品出農村，即農業生產的成果及當地的特色農產品通過多利一整套完善的供應鏈體系和銷售渠道，快速、便利地進入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實現更高的附加值，讓農民不再為銷路犯愁。通過“三進二帶一出”，多利公司最終走出一條“三產聯動、三園一體”的發展道路。

 

　　所謂三產，即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以農業為核心，走現代有機農業路子。以二產為依托，進行深加工，實現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延伸。以三產為關鍵，實施鄉村旅游、文創項目、農莊等，確保農業的耕種性、價值性等農業本質特性和體驗性、詩意化等農業高端價值的特質。

 

　　所謂三園，即田園、樂園、家園。田園指現代農業板塊，做現代化、標準化、品牌化的農業，在當地找到自然條件最適宜、經濟價值最高的農作物、特色單品，進行產業化種植和經營，實現從前段科技研發到后端銷售體系的全面打通。依托多利品牌和有機農業領域的專業技術積累，做現代化、標準化、品牌化的農業，打造現代先進的“田園”。樂園指文旅板塊。吸引城市人到鄉村來度假、休閑、采摘、就餐、娛樂、親子活動、團隊拓展等等。以生態自然型多樣的旅游產品和度假產品組合，釋放鄉村活力，創造更大能級的消費吸引力，帶動第三產業造血驅動。家園指宜居板塊。同步建設田園社區和配套設施，讓原住民、新移民、旅居客群能夠安居樂業，享受“推窗見綠，出門有田”的田園生活。

 

　　(三)儀式性展演：經營性農莊和仿古農莊

 

　　多利農莊田園綜合體建設是以田園為載體，以生產農業物質產品和農業審美產品為目標，通過美學組合形成的田園風光。公司修建有兩種類型的農莊，一種是經營性農莊，主要用于租售給外來人搞經營，另一種是仿古農莊，用于居住。

 

　　經營性農莊邀請了專門的公司來打造，配備有0.2～0.27公頃不等的農用地，農用地有嚴格的限制，只能種蔬菜和花卉。目前在建共有100多棟，截至2018年9月已售租27棟，出售價格按棟計算，約300萬元～600萬元不等。經營性農莊主要用于辦民宿酒店、會議場所、藝術工作室、創意工作室、咖啡館和茶館等。這些老板又可以將房子進行二次出租，引入小企業或個體戶，比如有一浙江老板從多利公司租了一套經營性農莊，用于搞文藝創作，其中將一個單間出租給一對老年夫妻居住，老人在附近種花草和休閑娛樂。

 

　　仿古農莊主要用于居住。這比較符合城市人對農村生活的理念，城市人要的是農村的環境和資源，看似無價值的空氣、水和自然環境等資源皆被盤活了。目前仿古農莊的成本高，每套出售價值在200萬元～600萬元，價格主要包括土地成本、建設成本和裝修成本，房子權限等同于城市公寓和商鋪，40年不變，并對業主收取每平方米10元的物業管理費。

 

　　(四)空間多樣，承載著詩意棲居生活

 

　　田園生活的意義在于民族文化的傳承和滿足人們內心的需求，實現人的價值。富有意義的生活空間，不僅可以滿足村民日常生活順利開展，還會激發出富有內涵的鄉村文化生活，成為吸引城市游客的鄉村旅游核心資源。多利農莊具有文旅功能、農業根基、地產屬性的城鎮化項目，通過田園綜合體中對各式景觀的塑造，鄉村空間被區隔為不同的社會空間。鄉村空間不僅僅是鄉土文化的空間價值的再造，還表達出一種文化的情懷及生活生產方式。多利農莊走的是一條“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莊體驗于一體”的發展路子，一產融合發展的現代農業體系，所不同者無非是循環農業(一產)、創意農業(更偏重指產，農產品加工與品牌農業)及農事體驗(即三產，休閑農業)的次關系及各自的主題與特色。

 

　　三產融合也就自然將空間進行了區隔，空間主要有現代農業空間和文旅空間。農業是現代新型農業，多利公司將其定位為有機農業和生態農業，約87公頃，實行“會員制+低端學校+商業超市+農業企事業單位”模式。在文旅空間方面，多利公司認為單靠農業，鄉村振興實施不好，必須走田園綜合體路子，將鄉村建設成為美麗鄉村，不斷引導其他工商和相關人員下鄉。目前，已建立近30名導師輔導團隊。其中，上海有機蔬菜工程技術中心負責人、國家有機蔬菜標準制定者江洪出任導師之一。
 

 

　　三、資本下鄉對鄉村社會的影響

 

　　(一)正面影響

 

　　1. 產業鏈延長，農業附加值增加。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績，但農村發展滯后和城鄉發展不平衡間的矛盾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傳統農業發展模式限制了農業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田園綜合體的特色是“田園”，關鍵在“綜合”，即農業生產是基礎，休閑旅游產業依附于農業，呈現田園特色。田園社區則依賴于一二三產業融合，圍繞居民和游客，建設田園社區。多利負責人許多多介紹，“這些入市的土地只有在村集體基建以及村集體發展用地規劃了之后，決定哪些土地可以入市”。因此，政策確保了農民最基本的土地財產權，同時農業又可以分享改革紅利。

 

　　田園綜合體關鍵在“綜”，即跨區域作業，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匯聚要素集中，以產業為支撐，以文化為靈魂，以旅游為紐帶，以生態和健康為主題。農村新型綜合發展路子，一方面有利于農村發展、農民主體性的構建和責任感的塑造，另一方面也可以合理引導城市人、資金、信息等流入農村，從而改變城鄉發展格局，推動城鄉一體化。據多利農場負責人張鑫介紹，“農業只有大企業才能承擔其風險，比如一場大暴雨，100萬～200萬元就沒有了。小企業肯定承受不了，大企業才能承擔，但是大企業承擔也只是算總賬。只有把一二企業結合起來打通，才能實現真正的鄉村振興”。大企業下鄉，確保承擔社會風險的能力，從而也確保了項目的連續性，增強了農民的穩定性和安全感，即田園綜合體“是未來促使中國農村成為引人入勝的天地、農業成為令人向往的產業、農民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的重要突破點”5。

 

　　2. 農業多功能化，農民收入增加。

 

　　多利農莊建設保持農業生產功能，有效縮短了農戶生產與市場的距離，增強了農民的自主權。農場生產的果蔬、乳畜產品及其加工品，既可以作為Papa純天然餐廳、鄉村料理店的食材，還可以在蔬菜交易市場進行銷售，產地直接對接市場，提升農產品經濟價值;農場巧妙地將加工產品的店鋪包裝成如豬主題館、叉燒肉主題館、香腸主題館等主題館，為游客提供騎馬、喂羊、面包香腸手工制作、蔬菜采摘、迷你豬表演、品嘗初釀啤酒等農事體驗活動，在出售商品的同時提供旅游產品、休閑體驗和科普教育，實現了農業的多功能化。

 

　　以白云村為例，全村606戶，1813人，土地172公頃，其中30.4公頃建設用地，130.33公頃農用地，其他就是一些碎片化土地。除了入市土地之外，白云村流轉了82.27公頃農用地給多利農場，這些農用地的租金按照“雙七百”，即依當年市場價，700斤大米，700斤小麥的標準租給多利農場。在帶動就業方面，多利農場帶動的白云村的就業不算很多，有30多個長期雇工，高峰農忙季節用工擴大一倍。這主要是因為村里年輕人大多去周邊的工業園區務工，園區工資更高，再加之白云村創業的人比較多，這些人主要是利用2013年獲得的拆遷補償款作為啟動資金，大大小小做生意的人占全村20%左右。

 

　　3. 旅游價值提質，滿足游客深度體驗需求。

 

　　“田園綜合體”是田園從產業鏈的“生產端”向“體驗端”轉移的結果，確保農業從生產、加工、銷售和服務的閉環式產業鏈，將農業生產和藝術加工結合起來，滿足了游客的游樂需要，同時也增加了農民收入，田園綜合體將引導鄉村旅游實現從“玩一玩”的走馬觀花向“住下來”的短暫棲居、從“淺花錢”向“深消費”轉變，推動鄉村旅游產業的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

 

　　4. 村莊的再結構化，新鄉賢再造。

 

　　古代鄉賢是一個以德為先的文化和身份群體，以道德品行為取向，是一個為本土鄉民所認可和尊崇的道德權威。而隨著社會的發展，鄉賢也在悄然發生改變，成為復合型精英。工商資本進入鄉村發展現代農業勢必面臨同鄉土社會的磨合過程，他們亟需尋找地方代理人，從而最大程度上對村莊進行再結構化。新鄉賢的不斷興起是其自身積極投身資本下鄉活動過程中有意選擇的結果。新鄉賢有意選擇策略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通過與資本結合，尋求經濟機會。工商資本在農業領域傾向于種植經濟價值更高的經濟作物而非傳統作物。在工商資本的帶動下，新鄉賢也愿意種植這些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充當種植大戶、養殖大戶、加工老板、運輸老板等。“基地”、“家庭農場”等新型事物需要具有一定知識、能力和水平的村莊精英來主辦。包括村干部在內的村莊精英能幫助企業較快和較好地解決這兩個問題，這些精英就順利登上歷史舞臺。這也是資本理性培育的結果，同鄉村精英建立合作關系，利用強有力的接點，最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在資本吸納精英的同時，精英也慣于抓住機會，搖身一變為種植大戶、家庭農場主或合作社等，與外來資本形成互惠關系。企業作為一股外來力量，與千家萬戶的小農戶打交道的成本較高，同時也不熟悉村莊關系網絡和地方規則，因此，它需要尋找一個代理人。另一方面，資本與基層政府結成利益共同體，其中也完成對鄉賢的重塑。地方政府通過引導資本下鄉可以實現兩個主要目標，即獲取建設用地指標和推動農村發展現代農業。國家的涉農支出最重要的手段便是以項目形式下撥，即“項目下鄉”。公共項目不斷進入鄉村，這不僅大大降低了資本下鄉的成本，也給農民介入地方政治提供了機會。總之，資本和項目的相互嵌套為鄉賢的轉型和新鄉賢的崛起提供了巨大契機，對村莊進行了再結構化。

 

　　5. 流動公共性形成，村民權利意識不斷覺醒。

 

　　伴隨著下鄉資本與鄉土社會的相互嵌套，各主體間的持續互動改變了鄉村治理格局，促進不同主體間的交流和互動，形塑出一種流動性的公共性。所謂流動的公共性指“在現代城鄉關系轉換的進程中，為保障往返于城鄉之間農村流動人口的基本權益而拓展和創生出的公共性形態”[10]。在同一個田園綜合體內，農民與外來者之間不斷互動，通過互動和交流，更加激發出主體性和自覺公共性，進而不斷重塑新的公共空間。

 

　　白云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10月，所有參與到土地整治中的人都是合作社的股東。其主要功能如下：幫多利農場派遣勞務用工，從中收取管理費;承擔建設多利農場的一些小型水利設施、基建項目等，賺取利潤;讓有種植意愿的人與多利形成合租，這種合作不是簡單地打工，而是與多利合作，互相協助。比如有3戶人家承包6.67公頃地進行蔬菜種植，這三戶人按照多利的生產指標進行，接受多利的技術指導，蔬菜的銷售通過多利的多元銷售渠道統一銷售，即借助多利的優勢，共享銷售渠道;白云村要從多利手中提取收益的10%作為服務費。地方和企業必須共同謀發展，村書記說，“這里面的原因我很清楚，如果按照多利的標準進行生產會導致產量下降，所以必須收取服務費用，這也是多利作為大企業的企業責任所在，是對白云村的一種扶助。白云村與多利的合作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分別是土地方面和經營方面。土地包括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和農用地;經營方面主要是指多利利用合作社招募工人和利用農民的種植，白云村利用多利統一的銷售渠道。與多利的合作也是經過多輪談判達成的，光是協議合同就進行了13次修改，這些談判都是村委會的領導班子進行的，沒有請外界的專業人士。集體經營性假設用地入市是一個新的事物，了解的人也不是很多，反而是本村的人對自己的土地更加了解”。對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溢價部分，20%跟農戶分紅，80%村集體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但是目前白云村沒有溢價部分，所以還沒有分紅。但村書記說：“白云村發展很好，至少3年會將欠多利農場的錢全部還上，而且會讓農戶分紅。我們就是想讓農村發展更好，農民增加收入，過上好日子。”村民的權力意識不斷覺醒，共同推動地方和企業共建友好的合作關系。

 

　　(二)負面影響

 

　　1. 排擠小農，與民爭利。

 

　　對于大多數不愿意耕種的農戶而言，資本下鄉租地是好事，但對部分勞動能力相對不足的農戶而言卻不盡如人意。如果不能被公司雇傭，僅靠微薄的租金難以維持生計。此外，大資本“圈地”的興趣甚于“事農”，可能會大大增加農地非農化可能。最終，農民與資本二者形不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共同體，甚至出現后者排斥前者的情況，造成了新時代下農村內部的二元割裂。

 

　　2. 鄉村治理公共性的流失。

 

　　資本下鄉是擴大再生產，是不斷吸取利益的。據農莊負責人曹寫介紹，“政府對農業有較多補貼，因此，企業做農業積極性很高，做完事，可以向政府申請各種補貼。比如有機土壤，三年要換，無產出，休耕，種草，是苦活”，資本與農戶未能形成公共性的關系結構。政府高投入，土地補貼和農業補貼等很多，滿足了企業的發展。此外，村干部則成為資本下鄉的“代理人”，兩委的正式權威轉化成為企業的經營性資本。村鄉集體和資本形成了“權力-資本”利益共同體，村集體則成為資本代理人管理農戶，鄉村治理缺乏公共性。

 

　　3. 集體利益的損害。

 

　　大企業來勢洶洶，大搞地產經濟和一些灰色經營活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多利農莊采取承包和分包的辦法，不斷引導小資本下鄉，實行二次發包。大資本將項目承包給小資本，構建出多層次的代理關系結構。彼此間未建立信任，使村莊面臨一些不確定性風險。二是仿古農莊滿足的是少部分有錢有閑人的需求，不符合大部分村莊發展的趨勢，這可能會導致鄉村場域中新型城鄉二元對立關系結構，最后造成鄉村振興無農民，農民整體性和集體缺位。三是耕地征用補償雖然讓農民得到了一些收益，但并沒有得到獲得收益的權利。就一定程度而言，純農區的農民在以低價的宅基地支持城市建設用地需求和城市擴張。一些公司以發展生態農業的名義，在農村租借大量土地，建設私人農莊、會所以及以旅游接待住宿為目的的生態農業園，僅利用其中小部分搞象征性的農業開發項目，從而行圈占農地之實。張經理介紹到，“企業也是國家的，到最后，還是政府說了算，要跟政策走，政府說不通，就掉頭。這些試點項目不會不成功的，哪有試點項目開倒車的”。在發展主義的思路下，鄉村振興所遵循的主要是一種經濟取向下的發展，即強調鄉村振興必須以產業振興為主線。政府投入巨大，在某一個時段內，成本受益不成比例。

 

　　4. 不確定性長期存在。

 

　　目前田園綜合體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雖然政策多、投入大，但由于農業農村本身的弱質性和資本的特殊性，田園綜合體建設也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存在回報周期長、專業人才缺乏等問題。

 

　　四、“主體再造”下鄉村振興的建議

　　在當前國家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田園綜合體符合國家的現代農業發展和實現鄉村振興的發展戰略。田園綜合體是圍繞原有的自然景觀，實現原有的自然景觀的延伸，對自然環境進行保護性改造，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本研究就多利農莊田園綜合體建設作為典型個案，將其置于資本下鄉的背景下分析其具體實踐邏輯，剖析其可能存在的問題。綜上，基于主體再造角度，理清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主體關系，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構建國家的引導機制。國家對新型事物要扶上馬，送一程。鄉村振興的一個關鍵點是產業興旺。目前，不少地方政府打造田園綜合體，但由于缺乏規劃，讓農業旅游化，最終有可能制造出農業三產化的泡沫現象。鄉村振興最為關鍵的目標是確保農民的主體性和農業的一產地位。政府還需要在技術、公共設施、財政、國際合作等方面繼續對其進行引導。

 

　　第二，構建政府與社會的監督機制。土地、生態環境、農事文化是農民群體最重要的資源，但農民又是最弱勢的群體。這就需要政府、社會聯合構建全方位監督網絡。一方面需要警惕違背部分農民意愿，強制性整體流轉，進而演變成一場強勢的驅趕農民上樓的新運動。資本下鄉注入了農村社會發展的活力，然而，隨著資本不斷注入和其產生的負面影響不斷擴散，強勢資本對農村社會基礎的破壞、文化的侵蝕、農民的排擠和環境的污染等得以凸顯，工商資本大規模介入農村社會的實踐邏輯及其引發或即將引發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理應得到進一步關注。在田園綜合體建設中，政府應權衡各方利益，尤其是保證農民群體的利益，引導工商資本成為緩解貧富差距、造福農民和農村經濟的造血器。另一方面，警惕土地變性。土地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支撐性資源，土地集體所有、個人承包的制度必須堅持，防止資本和權力借助鄉村振興名義，實則改變土地性質，最終讓農民徹底失去土地。防止企業只有在滿足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才會以涓滴效應惠及農戶，而在企業經營不善時，損失由農民負擔。要確保土地收益主要取之于農，用之于農，使農村農業發展能夠有一個比較雄厚的經濟基礎。

 

　　第三，構建多方主體利益共享機制。田園綜合體是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的創新模式之一。現代企業治理應當和村級自治相結合，幫助鄉村完善契約精神、法治觀念、議事規則。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和村民逐漸由互相博弈變為利益共同體，重塑新型合作伙伴關系。因此在融資時應注意建立企業與當地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防止當地集體資產被外來工商資本控制，要建立多種類型的農民合作社或組，確保農民對土地的話語權，包括租賃、轉讓期限、轉讓價格和簽訂合同，應主要由農民自己決定，增強農民的主體地位。農民成為資源和資本的所有者，村集體領導人成為集體成員的代理人，接受集體監督，新型企業成為村莊合作伙伴關系。企業和資本要想涉足農業，只能去做農民做不了的環節，如技術研發、系統集成、產品加工和市場營銷等，與農民形成互補合作共生關系，既幫助了農民，又成就了自己。

 

　　第四，構建長效預警機制。這主要是防止將鄉村振興和田園綜合體這項全面性的工作變成一個個示范點和形象工程的打造，進而加劇區域內資源分配的不平衡。鄉村振興是要實現鄉村產業與鄉村文化、鄉村社會、鄉村生態以及農民自身的發展協同共進、相得益彰。要規避體制機制改革工程化、政策支持盆景化。同時，要合理引導旅游者近距離接觸鄉村，提高對農莊的信任度，讓游客嗅聞新鮮空氣、品嘗健康食材、慢享鄉間安寧，找尋往日情懷。

 

　　五、結論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開啟了農民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新章程，2017年，“田園綜合體”首次被寫進中央一號文件，繼而在全國開展試點。本研究以多利農莊田園綜合體建設作為典型個案，將其置于資本下鄉背景下分析其具體實踐邏輯。通過盤活土地資源、“三進二帶一出”模式、儀式性展演和空間多樣化的具體方式，田園綜合體建設實現了農業附加值增加、農業多功能化和村莊的再結構化等積極作用，但也直接導致排擠小農、鄉村治理公共性的流失和集體利益的損害等問題。基于主體再造的角度，本研究提出構建引導、利益共享機制、監督機制和預警機制，確保鄉村振興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作者：楊永超 何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