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改革開放40年，我國在不斷總結各地不同類型、不同功能的產業園區、經濟區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持續不斷的進行經濟區發展模式的創新，這個過程大體可以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可以稱為土地、政策與人口紅利驅動階段，第二階段可以稱為要素匹配與服務驅動階段，第三階段可以稱為投資、技術、人才、創新與模式驅動階段，第四階段可以稱之為驅動政策精準化和連續化，服務數據化、信息化、知識化、智能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產業孵化、培育，核心產業集群、總部經濟協同發展)，商業生態體系和區域經濟、城市經濟發展協同化，發展模式、商業模式與盈利模式、投資模式、運營模式、園區品牌多樣化、領先化、可持續化，人才隊伍專業化、創新創造日常化等為核心特征的精細化、智能化、高質量發展階段。
在我國產業園區、不同功能經濟區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與我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緊密相連并具備不同的特征，從政策與人口紅利驅動階段到智能化發展階段，不同階段的特征也具有顯著的不同;
第一階段的顯著特征是，依靠政策創新形成的政策紅利和人口紅利構成比較優勢，驅動產業園區和或各種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經濟區的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這一階段也是外資進入中國的早期，同時也是外資大量涌入并拉動中國產業經濟發展的階段。
第二階段的顯著特征是在第一個階段的基礎上，通過深化產業服務和提供更多的配套要素為經濟區的發展助力。在過去的基礎上，營商環境得到進一步的改善和提升，政府的產業服務能力、服務意識和服務效率得到進一步的改善，產業園區及多功能經濟區的發展從粗放式進入到提質降耗和精細化發展階段。
第三階段是以投資、技術、人才、創新與模式驅動為顯著特征的。尤其是創新、模式驅動。這一階段大抵是從2010年到目前，這也是最復雜的一個階段，這一階段，由于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存在著不平衡不充分的情況，其投資能力各異，所以出現了各種模式交錯進行的情況。
部分地區的產業園區，不同功能、不同類型的經濟區率先進入第四階段。
這一階段，在第二階段的基礎上，涌現出了更多的專業化園區，如物流園區、物流樞紐節點城市、軟件園、文旅、航天航空等等各種類型，其中，自貿港、綜合保稅區、綜合保稅型的國際陸港經濟區、區域航運中心(如上海提出建設國際航運中心)、金融中心、城市CBD、國家級自由貿易區等等一同井噴式發展。
尤其是以2013年9月27日我國正式批準設立了第一個自由貿易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為標志，宣告我國從出口加工區、產業聚集區、經濟特區為起點的工業化過程全面完成了各種類型、各種功能的經濟區設立。
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是在同一個十年里，交錯進行的，這一階段之所以復雜，是因為我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著相對的不充分、不平衡，所以部分地區創新速度較快，部分區域相對慢一些，這就導致了有些地區進入第四階段，有些地區在第三階段后期這種相對錯綜復雜的局面。
第四階段的顯著特征是產業園區，不同類型的經濟區進入精細化、智能化、高質量發展階段，更加注重點面結合，協同發展與專業化發展，垂直領域的細分尤其被重視，包括區域間的協同發展，產業園區、不同類型的經濟區與城市經濟的協同發展，其中產業孵化、數據化、知識化、智能化、產業規模化和核心產業集群、區域協同發展、第三方服務、產業關系變革為這一階段的核心特征。
我國產業園區，不同類型、不同功能經濟區的發展與城市經濟、區域經濟的發展是交錯進行的，由于受各自的產業發展環境、資源環境、地理環境的影響，導致不同地區、不同區域經濟發展速度、發展質量存在著相對不平衡與不充分的情況，在發展過程中，各地對不同性質、不同功能的產業園區、經濟區對促進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影響的認識也不盡相同，創新速度、鼓勵政策、發展速度、產業集聚能力也存在著顯著差異。
從全國范圍看，不同地區設立的產業園區、經濟區都得到了相應的成長，隨著這些產業園區、不同功能經濟區的發展，逐步擴大到區域經濟、城市經濟的相互聯系，伴隨著我國支撐經濟發展硬件基礎設施的逐步成熟和完善，出現了物流走廊、交通走廊、區域經濟走廊，從而加速了我國以產業園區為節點的產業聯系轉變成以城市和區域經濟、區域空間規劃為節點和樞紐的經濟發展進程，同時伴隨著我國人口向城市的聚集過程，加速推進和逐步完成了我國城市經濟發展進程，以城市服務為核心的服務經濟得到空間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不同功能、不同類型、不同級別的經濟區，在承載著我國產業經濟、城市經濟、物流經濟、服務經濟、金融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反映了我國經濟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征、訴求和目標，也反映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這些不同功能的經濟區、城市發展區，也構成了一部中國經濟發展史，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和經驗探索。
產業園區以及不同類型、不同功能的經濟區的發展歷程，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歷程的一個最佳縮影，這些產業集聚區，不同類型、不同功能的經濟區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對促進我國產業經濟、制造經濟發展，推進工業制造技術發展，完善我國產業門類，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城市經濟、服務經濟和金融經濟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進和奠基作用。
